讨论余切这个作品的也不止教授们。
余切回到社团时，发现这个教室外面，有学生很工整的用红漆抄写了“新现实主义”五个字，并且用白色薄木板作为底子。
牌子钉在了教室外面。
他一来，大家就非常激动的鼓掌，有个学生组织来的同学说：
“来你们社团报名的人很多，我们都注意到了，原来的条件已经不能满足‘新现实主义’社团的发展，所以我们申请给你们配备了新的桌具。”
是的，桌具，崭新的课桌，板凳，小黑板和粉笔，以及数量客观的文学杂志，《当代》、《十月》、《钟声》、《人民文学》……
余切问：“这么多杂志哪来的？”
“这都是大家自发捐出来的，余同学。”
余切发表作品的《红岩》十月刊，就放在所有杂志的最上面。目前来看，他仍然是这个社团第一个上刊物的作者。
哟……还有一张崭新的乒乓球桌呢。
这得花大几十块钱吧。
“这也是捐的？”
“学院特批的。”
产地是羊城的双鱼牌，仔细看，还有用于出口的DHS双鱼牌的英文标志，这种球桌只能在财大气粗的大厂里面看到，是正儿八经的大厂！
比如燕京的人民印刷厂和雪花冰箱厂，那里工人们一干完活儿，甚至没有干完活儿，拿上拍就开始玩球。
——不要光说作家余切在摸鱼，事实上，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……也就是城里的工人都在摸鱼。
乔公访日，和一大批日本商界人士会面后，日本派出浩浩荡荡的代表团考察中国各地企业，看看中国人到底是钓鱼打窝，还是来真的。
《读卖新闻》的松永就跑到了魔都的一家微电子厂——这代表中国当时的最高工业水平的工厂，发现这家工厂像是一家马路工厂，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多半不合格。
一条生产线上，八个人在吃瓜子唠嗑，一个人在照看生产线，接着，唯一看生产线的人也烦了。
然后他去打乒乓球去了。
松永看得瞠目结舌，他就在回国的报道中写：“中国人确实会改革，不改革不行了，他们的效率已经低到令人发指。”
余切觉得这个同学十分熟悉，他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“余同学，我是我们学生组织派来的代表，我也看了你那个《天若有情》，很喜欢，我们还带来了燕大校报的同学，想对你做一个采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