源上比，必须从最后的市价上来看，之前百姓买盐为每斗三百钱，可现在增价后为三百二十钱，变化基本不大，何也？关键在‘专卖’二字，至隋起，各地盐井、盐池皆为官民共之，官盐每贯征二十钱，而私盐并无税负，卖到市上却官私同价，官府税收寥寥，是因私盐的产量远大于官盐的缘故，中间的暴利都被大盐商所拿，而江南的改革关键在不准民间出盐，统一由官府收购，再直接卖给各地盐店，绕过了中间的大盐商，等于是官府自己变成了大盐商，中间的利得自然归了官府，所以到最后，市价也变化不大。但这个改革必须有个前提，那就是官吏的清廉，否则仅中间的损耗，就够肥死那些经手的盐吏了，江南地小还好管，可放到全国范围，搞不好最终只能害民，所以我劝皇上暂缓推行。”李月闻言一呆，他当初确实没有考虑到损耗和中间官员的问题，定下5%的损耗也是粗略估计的，只多不少，看来，任何改革要想成功的关键还是在吏治，韩滉含蓄之言便在于此，想到这里，李月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幸亏限田令没有仓促推出，否则在吏治不清的情况下，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他不由肃容向第五琦长身谢道：“禹珪公金玉之言，李月心中铭记。”这段时间李豫心情颇好，先是中原的大片土地重归自己控制，然后在松州大破吐蕃后，终于使吐蕃主动来求和，李豫遂谴鱼朝恩、杜鸿渐与蕃使会盟于兴唐寺，正式承认了目前两国的实际控制区。然后便是三百万贯盐税解京以及五十万石米的运来，京中燃眉之急得解。正当李豫准备盛大欢迎自己亲弟来京时，两份关于李月密报却坏了他的心情，其一是李月竟擅自给百姓授勋，僭越自己的权力；其二是李月准备在江南推出限田令，也居然没有事先向自己汇报。这一切都让他暗暗恼怒不已，他究竟把自己放到何处？李豫想到这，便向一旁的宰相韩端木问道：“韩卿以为吴王送米来京，该如何表彰？”“皇上，微臣以为这是他份内之事，本来不收江南东道税赋就是不智之举，至宝应元年以来，关中几乎是三年二灾，去年收粮仅八十万石，百姓税赋已从一亩两升增至一亩六升，若按上月第五大人所奏的效古法十取一，其实便是接近一斗，这样百姓的负担实在太重，臣测算过，普通一户若种粮十亩，按每亩收一石算，两年三熟，共得粮十五石，交田赋一石五斗，若是佃农还要交佃租六石，再卖些粮换钱买油盐和交青苗税，或许还能剩四、五石，真是这样的话一家人也勉强够糊口了，但实际上一户十亩也是开元时的情景，现在根本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