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佑苦笑一声道：“将军是明知故问吧！中原的军府不都这样吗？”李庆安摇摇头道：“应该不是这样，扬州那边的军府还有七成兵，襄州军府还有五成兵，没有像你们这样全部跑光的。”“是啊！两个月前我们这里还有两百士兵，可是庆王一占完土地后，最后两百士兵都跑光了，马都尉带了十几个校尉旅帅跑到河北投靠安禄山去了，军营里现在只剩下我一人。”崔佑语气中充满了悲怅，“我是开元十六年从军，我家有二十亩地，所以我必须要从军，没办法，不从军，土地就会被官府没收，当时军营里还有七百弟兄，都和我一样，家里有地，不得不来当兵，开元二十四年，谷熟县大旱，庆王趁机低价并购了二万多亩土地，引发军府的一波逃亡风潮，一夜之间便跑掉了三百名士兵，土地都没有了，谁还愿意白白当兵，后来每年都有逃兵，直到今年年初，还剩下两百二十五名士兵，和其他军府差不多，结果这次庆王再一次趁旱灾并购土地，引发民众暴乱，父兄们跑来一喊，不仅士兵全跑光，军官也逃掉一大半，兵器也被他们全部拿走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崔佑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听说长安的军队也差不多跑光了，要打仗只能靠临时募兵，可边关大将却个个拥有重兵，一旦他们造反，我不知道朝廷拿什么军队去和他们对抗，大唐外表看似强盛，可里面全被蛀虫们掏空了，堪忧啊！”李庆安心中充满了苦涩，在后世时说到安史之乱的原因，有的说是李隆基的昏庸误国，有的说是李林甫的专横弄权，有的说是杨国忠的不学无术，甚至还有说是杨贵妃媚惑误国，但今天他才知道，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，是权贵高官不顾民众死活，大规模的兼并土地，使大唐的均田制变成了庄田制，使大唐军制崩溃。诚然，安禄山造反也有很多偶然因素，比如李林甫纵容，杨国忠逼迫，但兵重于外而薄于内的局面必然导致大规模叛乱爆发，即使没有安禄山，也会有李禄山、王禄山，后来的藩镇割据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而大唐皇帝李隆基最大的责任就是放纵了土地兼并，出几个不痛不痒、没有任何实际措施的诏书，不准土地兼并，可谁理睬他？他难道不知自己的儿子侵占土地吗？庆王的永业田只有一万亩，可他送给杨家的各种寿礼中就有五万亩良田，这么明显的事实，李隆基却视而不见，由此可见他的纵容，在对付人的手腕上精明厉害，可在治国安民生上却昏庸无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