次日一早，李庆安又继续向南进发，两天后，他的大队人马抵达了旱灾问题最严重的谷熟县。在进入谷熟县之前，李庆安已经从很多渠道了解到了谷熟县的一些情况，仅仅从旱灾来说，谷熟县的灾害和河南道其他地区没什么区别，远没有到人民无以为生，非造反不可的地步。关键还是人祸，谷熟土地肥沃，境内汴河和涣水两大河流穿流而过，在两河之间支流众多，加上气候适宜，使这里自古便是的产粮大县，谷熟县本来七成以上的土地已经沦为庄园，自耕农仅占三成左右，在各大庄园中，庆王李琮便拥有四座大庄园，计五百顷上田。贪婪是这些权势贵人的共同特征，他们从来不会嫌自己的土地钱财已经足够多，也不会去考虑大唐会不会因此亡国，或许在他们看来，大唐这么富庶，自己拿一点点不算什么，况且他不拿，别人也一样会把它拿走，于是，贪婪便蒙蔽了他们良心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怕明天浪滔天。河南的旱灾来临，就仿佛吹响了土地兼并的集合号，长安的权贵王公，地方的豪门大户，大神小巫们一齐向河南道丰腴的土地伸出了贪婪的手，各施手段，各用门路，目的都是一个，趁灾年将土地据为己有，谷熟县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。李琮在谷熟县的四座大庄园并不相连，为了将这四座大庄园连为一片，李琮便利用这次旱灾大肆兼并土地，涉及土地近两万亩，一千二百余户人家，他采取了暴力驱赶和官府威逼的手段，用几百名家丁执棍棒殴打驱赶土地的主人，拆毁他们的房子，逼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卖田，同时官府又配合他们催缴农民积欠的税粮，断绝道路，不准商人前来卖米，严禁富户赈粥，用种种手段逼迫农民离家流亡，只要农民离家，土地立刻变成无主之地，官府予以没收拍卖，而买家只有一个，仅仅两个月时间，庆王便霸占了一万多亩土地。农民的暴乱起源于对官府的不满，当朝廷赈灾令下达后，各县都陆续开始开仓赈粥，唯独谷熟县非但不开仓，反而逼迫农民缴纳税粮，当别的县开仓放粮的消息传到谷熟县后，漕工和农民皆愤怒了，他们冲进官仓，却发现官仓中粮食颗粒皆无，愤怒的民众烧毁官仓、捣毁衙门，他们害怕官府报复，数千民众便在几个有威望领头人带领下，逃到磨山藏匿，但在官府的报告中却变成占山造反。李庆安直到进入谷熟县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这天下午，李庆安率领大队人马来到了位于县城以西二十里处的谷熟军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