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撒把》这个故事，并不是没有问题。
骆一禾会觉得把留学生们的命运写的过于残酷，是否打破了这时候国内对国外的美好印象。
“现在流行一种名为‘留学生文学’的作品，最初是宝岛作家开创的，现在大陆一批作家去到国外之后，比如查建颖学姐，还有严歌令……他们也逐渐发稿回国内，接过了这个接力棒……他们眼中的国外，是文明的，开放的，包容的。《大撒把》里面的美国，却不是这样。”
余切说：“有两个美国，平行的。严歌令是书香门第、官宦世家，查建颖父亲是社科院的教授——他们看到了光鲜的美国。但是底层人看不到第五大道的富丽堂皇，他们也是美国的一部分，是不光鲜的美国。”
岂止是这么回事呢？
之前约谈余切的文学系主任季线林，他也算是初代留学生文学创作者，季线林原先写过一本书《德国十年》，赞美德国人在阳台家家都养了花，德国人富有爱心，“他们的花是养来给别人看的，德国人最有公德心”。
这篇文章，甚至登上了小学课文。
然后，在季线林留学期间，养花的德国发动了二战，把周围的邻居图图了个光。
也不能说留学生文学是彻底胡扯，但他们写的，自然不是底层人的国外。
谈话进行到这，王世民已经很满意了，光是余切写的这个题材，就足够新奇。
而且，余切就在燕大读书，随时能过来改稿，他也通过《天若有情》证明了自己写长文的能力。
王世民问余切，“另外两部构思的怎么样？”
余切说：“还没有具体情节，第二部写的是外省的年轻人和燕京的孤寡老人，他们逐渐产生了亲情；第三部，写的是孩子到大城市来学小提琴，首都和乡村的巨大差异，使得他只能将情感，用拉琴宣泄出来……”
“好！”王世民说，“小小的人物，大大的主题，果然这就是你说的‘新现实主义’三部曲，骆一禾，你也来听听！”
骆一禾说：“我早知道了，余切对时下流行的题材，其实都不感冒。然而啊，爱情、亲情、师生情……这样的感情，谁没有呢？余切说的对，扣得时代太紧的文学，它最终会被抛弃掉，但这些最本质的感情，却会一直存在生命力！”
王世民向余切伸出手，“我代表咱们《十月》刊，恳请你把三部曲的发刊机会，留给我们，我们已经迫不及待，想要见到‘新现实主义’的潮流在文坛涌现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