颜师古在《汉书·武帝纪》中对“建元元年”作注云：“自古帝王未有年号，始起于此。”
《两汉刊误》中考究，认为年号之始，始于元鼎，而建元、元光、元朔、元狩，皆为后来有司所追命。
《资治通鉴·汉武帝元鼎元年》考异：“元鼎年号亦如建元、元光，皆后来追改之耳。”
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认为,年号始于元狩，前者皆为追命。
杨树达《汉书窥管·武帝纪》认为：汉武帝在元狩元年，狩猎获得一只白鳞，大悦，于是下诏改元为元狩，是为年号的开始。
近代学者《汉书新证》认为：《日知录》和《廿二史劄记》所云武帝建元、元光为追记，其实不实。
在《小校经阁金石文字》拓本里,记载有“龙渊宫鼎”一物,为元朔三年造,还有“龙渊宫壶”，元朔二年正月造。
另《善齐吉金录》记载，任器二十四页中，也记有“龙渊宫壶，元朔二年造”。
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》的作者叫刘体智，AH庐江人，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，曾任大清银行AH督办、中国实业银行董事，是学者型资本家。
本书所录金文，乃刘氏三十年之所汇集，上自乾嘉旧拓，下至近代出土诸器，搜罗殆遍，最晚收录至一九三三年AH寿县出土楚器。一共辑录了六千五百余件金文拓本，是近代着录金文最为宏富的一部图录。
文物款识一般是当时所记，可以证明建元、元光、元朔并非后来追命。
但是有一个要命的前提，那就是关于龙渊宫鼎、龙渊宫壶的记录,得是真的。
而这两样东西，早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当中；所留下的文字，也是清乾隆、嘉庆年时的“旧拓本”，之前所列举的那些“证据”，说一千道一万，也只是历史文献记录当中的文物款识，而非真正的文物款识。
证据不够充分。
如今周至发现的这块墓石，上头小小四个文字，彻底解决了关于华夏年号使用最早时期的几千年争议。
建元年号，不是追录。
因此中国最早使用年号的时间，应当是公元前一四零年，即建元元年。
而非许多学者通过文史资料认定的，公元前一二二年，即元狩元年。
这一点知识在很多人的眼里，当不了吃当不了喝，产生不了“利益”，无足轻重。
但是但凡是一个对华夏文明有着些许研究的人，就会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的重要。